苏亦公布答案，“是阎文儒先生。”
众人恍然，却不太熟悉。
苏亦解释，“阎先生，这些年先生不幸因患颈、脊椎骨质增生症，不合适再回到讲台了。而且，他的病情引发发右手书写功能丧失。今年先生已66岁了。去年先生为继续写作开始练习左手写字，结果仅仅过了一年，也就是今年，竟然书写自如。先生之锲而不舍的精神和毅力，令人感佩。”
苏亦都忘了自己有没有在课堂上跟大家提及过阎文儒先生了。
应该是提过了。
因为北大考古专业创建之初，宿白跟阎文儒两位先生就是北大仅有的老师了，其他的教员都是从外面聘请过来的。
再加上先生在石窟寺方面的研究，苏亦他们这些做佛教考古的研究生，根本就没有办法绕开对方。
但，因为他身体不适，年事已高，无法给本科生开课，才让大家对他不算太熟悉。
“其实，阎文儒先生除了封后组的组长，还负责小组的隋唐段，至于宋元段，你们不用猜测了，就是邓广铭先生。可见，设计力量是非常强的。另外，当时史学考古界的权威人士如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夏鼐等先生也参加过研讨座谈、审阅过陈列大纲。”
这样的阵容，注定了中国通史陈列的不平凡。因为每一个设计组的组长都是相关方面的顶级专家。
“前面说的是人的部分，物的部分，咱们稍候再说。”
中国同时陈列，大部分设计人员都是从外单位抽调过来的，涉及到的文物也是从全国各地抽调过来的，是中宣部发电调用全国文物支援两馆陈列，这种举国之力办陈列的事情，并不多见。
比如之前，王老视察河宕遗址的时候，就曾经说过广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元代铜壶滴漏，原本就是陈列在广博镇海楼展厅内的，结果，得知通史陈列需要的时候，当即从展厅撤下，装箱运京。
这种事情，并不少。
考古所方面的支持更加简单粗暴，直接把整个墓葬的文物打包送馆，有的还没有来得及写发掘报告就送展了，发掘报告都是后面补上的。
其中就有唐代的独孤思贞、独孤思敬墓。
这种事情多不胜数，仅仅是从各地支援的文物就有三万多件。说是举国之力办两馆陈列，一点都不夸张。
因为还没有涉及到具体的文物介绍，因此，苏亦并没有过多展开。
继续跟大家普及一些通史陈列的历史背景。
“其实，早在1950年新中国成立之初，为配合干部学习社会发展史，当时在北京历史博物馆就开始筹办社会发展史陈列。在裴文中、贾兰坡指导下，首先举办了《原始社会展览》，在1951年2月正式展出。展览取得很大成功。接着就筹办《夏商周展览》，于1952年展出。随后，就相继展出《秦汉展览》、《魏晋南北朝隋唐展览》、《近代史展览》、《宋元展览》。到1958年9月，《明清展览》也初步筹备就绪，只是尚未正式展出。可见，在建馆前北京历史博物馆已完成了中国历史的系列展览。并不是说，两馆大楼建馆之前，历史博物馆这边就没有相关的展览。”
这一系列展览是我国博物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历史陈列的初次尝试，9年的努力也为《中国通史陈列》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这一部分背景的普及，让同学们对通史陈列有了一个基本的认知。
并不是说两馆大楼一开建，通史陈列就匆忙上马，毫无准备.
按照通史陈列的规模，一馆之力肯定没法完成，完全就是全国一盘棋的举国体制下，史学、考古、文物博物馆大协作的产物，充分反应了新中国成立十年以来的史学、考古、文物博物馆的成就。
这样一个通史陈列，想要来一次，就全部看懂，没可能。
因此，苏亦说到这里，笑道，“一次过来，看不懂，那么就多来几次，总会看得懂。只要进入博物馆，看不懂文物的美感，观看文物的资料卡，了解它们的前世今生，也是巨大的收获。”
这个年代，检索资料可不容易，大部分资料都是手抄版本，到博物馆真不知道干啥，直接抄资料卡就可以抄一整天。
对于很多人来说，要不是进入博物馆，都不知道很多奇怪的字。
比如各种青铜器名称。
銎、盉、镞、簋、甗、轙、罍、鬲、軎、甑、箅、匜、觥、觚、觯、斝、卣、钺、卮、盨、甗、鑃、斛等等。
这些奇怪的字，要是没有标注，没有注释，大部分字都读不懂，就算读的懂，没有实物对照，也没法辨别它们的形状。
就算是前世，苏亦刚刚接触到青铜器部分的时候，也需要自己做资料卡。
非专业的学生，进入一个历史博物馆，想要一下子就看懂陈列展览的内容，几乎不可能。
就算是专业的学生，有时候，也是一知半解。毕竟，这些东西可是全国最权威的专家学者弄出来的，想要走马观花就把这些东西全部消化完毕，没这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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