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地点经费什么的，都是临时起意提出来的。
现在首要的任务找指导老师。
俞先生说，“我们专业，对古建有深入研究的老师，肯定是宿白先生。这点，作为宿主任的研究生，苏亦你最清楚。而且，我听说你们之所以写古建保护倡议书以及成立古建保护协会都是受到宿白先生的古建课程启发的。所以，指导老师的事情，你可以找宿先生谈一谈，如果是宿主任忙的话，我这边也可以。甚至，我们两个给你们当指导老师都行，毕竟，宿主任还要负责教研室的日常管理工作，在时间上不一定可以配合你们的活动需求。这方面，我建议你们可以先找宿先生谈一谈。”
俞伟朝先生给出的想法，很中肯。
这也是苏亦他们来问文史楼的目的，被俞先生召见反而是意外。
“俞老师，知道宿先生什么时候回来吗？”苏亦问。
“刚才系里面有个会议，宿主任离开一趟，应该回来了。”
这样一来，苏亦他们只能在办公室这边等人，也顺便跟俞先生闲聊。
作为专业党支部的负责人，俞先生经常需要跟学生谈心。
只要有时间，俞先生都习惯性去学生宿舍跟学生闲聊，拉家常。
所以北大考古专业的学生对俞先生的印象普遍很好，觉得他很亲和，学识渊博，还那么平易近人。
这也是为什么，北大的学生毕业以后，对后来俞先生的遭遇觉得惋惜跟愤慨的原因。
早些年的经历，对俞先生冲击很大。
也让他在待人处事方面，变得更加平和起来，面对苏亦，他也没有很强的攻击性。
跟邹先生完全是两个极端。
在北大的中年一代的老师之中，俞先生跟邹先生可以说是最早出成果的两位。
因为他俩都是研究生。
在恢复教师职称评级的时候，他俩是考古专业最早两个被评为副教授的中年讲师之一。
不管是吕遵锷，严文明、李仰松、高铭等老师都要比他们慢。
在这个方面，邹先生跟俞先生都占有极大的优势，尤其是邹先生早些年就确定自己在商周考古的研究方向。五六十年代就做出了一些成果。
而俞先生也是如此。
他在考古所的三年主持发掘了三门峡诸多遗址。
不过有些惋惜的是，他回北大读研了，这方面的发掘工作就断了。
不是说他整个三门峡发掘工作断，而是说，俞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断了。这种断裂，对学术成果也是有影响的。
直到八十年代，俞先生才重新开始楚文化的研究。
到后来，三峡库区文物保护规划的编订和实施，俞先生做了大量的工作，可以说三峡库区文物的保护规划方面，俞先生做了巨大的贡献。
在整个三峡水库建设中所有文物点都得到了科学有效的保护创造了大型建设工程中文物保护工作的历史奇迹，俞先生在其中的历史功绩将永彪史册。
当然，三峡文物保护什么的，那已经是九十年代，那个时候俞先生已经调入历博了。现在，俞先生的主要研究方向还是战国秦汉考古，而且，大部分精力都是放在教学任务上，考古发掘研究的经历肯定比在考古所的时候少，也比未来调任历博的时候少。
北大教授是很重要的身份，毕竟北大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但要论具体发掘研究方面，北大教授反而会受到限制，因为经费有限，还有大量的教学任务，没有办法专门埋头搞学问，也没有那么多的经费来支持自己搞学问。
这种身份的转变，有得必有失。
苏亦也不觉得俞先生后来出走北大是一种错误。
但对俞先生来说，他对北大考古系肯定是有感情的，要是能留下来，他肯定不愿意出走，这主要跟苏秉琦先生在北大独立成系以后，没有能够继续担任系主任有关。
嗯，这些八卦。
是苏亦的猜测。
但根据他前世搜集的资料判断，应该无限趋于事实的真相。
从既得利益者的角度来说，他现在是宿白先生的研究生，宿先生担任未来的考古系系主任，对于他留校北大肯定是利大于弊。
但是，一想到眼前这位先生也因此离开北大，苏亦也充满感慨。
这些师长之间恩怨争议，苏亦觉得自己不变掺和。
现阶段的他，也没有什么能力掺和，目前这个阶段，把俞先生当成一个值得让人敬佩的师长来对待即可。
实际上，他也仰慕俞先生的学问，他对商周考古不感兴趣。
但对俞先生研究的战国秦汉考古还是蛮感兴趣的。甚至，他研究的楚文化苏亦也感兴趣。
从兴趣方面驱动的话，他要是不读宿先生佛教考古，有选择的话，他最希望拜入的就是俞先生门下。
至于苏秉琦，他当时就没有纳入考虑范围。
总觉得苏秉琦先生距离他太遥远了。
他当时，都不知道苏秉琦要招收研究生。
如果一开始，他直到苏秉琦先生招研究生的话，在佛教考古跟秦汉考古或者新石器考古方面，苏亦就有得纠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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