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用彤通晓梵语、巴利语等多种外国语文，熟悉中国哲学、印度哲学、西方哲学，毕生致力于中国佛教史、魏晋玄学和印度哲学的研究。
根据苏亦所知，前世，国内还在坚持研究梵语、巴利语的学者好像就剩下复旦大学的钱文忠教授了，师从季羡林先生，唯一一根独苗。
他确实读过汤用彤的着作，但真的不精通，都是泛读。他只是凭借爱好去读，却没有去做系统的史学梳理。
换其他老师估计会轻笑，周一良却没有，他说，“你这个年纪，已经开始读汤用彤先生的书已是难得了。”
这孩子才多大啊。
蒙学开始，就已经进入了最为混乱的年代，能够有这样的史学基础，足以证明，家学渊源了。
其实并没有。
哈佛三杰的书，有时间去翻翻，也是一种享受。
提到了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必然也会提到其他学者。
这不，很快就提到苏亦的老乡了。
“陈垣先生你应该熟悉了吧？”周一良问。
苏亦点头，“嗯，我是新会人。”
周一良恍然，“陈垣先生就是佛教史学研究的集大成者，关于佛教史籍的文献学研究对于其佛教史学的影响自然不必多说，你不是要看《大唐西域记》吗？陈垣有一本《大唐西域记撰人辩机》，你有兴趣可以翻看一下，咱们北大图书馆是有藏书的。”
既然重点提到，苏亦肯定要去看啊。
说到这里，周一良沉默片刻，最终还是说，“我恩师陈寅烙先生对慧皎的《高僧传》（初集）也有过大量的批校。这书，可以说陈师30年代批校最多的书。先生于此书，时用密点、圈以识其要。书眉、行间，批注几满，细字密行，字细小处，几难辨识。就字迹墨色观之，先后校读非只一二次，具见用力之勤勉。而行间、书眉所注者，间杂以巴利文、梵文、藏文等，以参证古代译语……遗憾的是，这幅书稿难以出版。”
说着，周一良跟苏亦分享陈寅恪先生的读书习惯。
“陈师，有一个读书习惯，那就是在读书的过程中，随手记录——在书上圈圈点点。这些圈点有校勘、有批语。这些随手记下的这些圈点和随想，往往成为他日后论文的基本观点和着述的蓝本。你日后读文献，亦可用此法，就算你未来从事考古学，注重田野考古，但读文献学的利用也不可荒废。”
“陈师在佛教对中国古代音韵学和佛教故事类型对中土叙事风格渗透的精湛研究，也有相关的着作，这些并非你的研究方向，就不跟你赘述了。往后，你有时间，可以细读一下陈师的着作，必定惠及你一生。”
说到陈寅恪先生的时候，周一良神情再度黯然。
显然，对于陈寅恪的“破门之罚”，他依旧耿耿于怀。
这件事，苏亦也没法劝慰。
这是周一良此生的遗憾，也是他此生的心结，任何人都无法去劝慰。
除非是陈寅恪先生再度重生。
所以，苏亦也只能听周一良先生提及陈寅恪的先生的往事。
估计也只有在苏亦这样一个毫无学脉继承关系的少年身上，周一良才能稍微敞开自己的心扉吧。
估计，这也是他以为苏亦对那段历史不甚了解的缘故。
然而，他却不清楚，苏亦比北大众多学生还要清楚那段过往。
不过，周一良口中的陈寅恪先生跟邓广铭口中的陈寅恪似乎不是同一个人。
陈对于两人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对于周一良来说，无疑是更深刻，因为，邓广铭先生并非陈门弟子，他虽然做过陈寅恪的助手，但学术传承并非来自于陈寅恪。
但周一良不一样，他可是被誉为最有可能继承陈寅恪衣钵的存在。
也正因为这种深厚的关系，才让他下半生对陈寅恪始终怀有一种负罪感。
也正因如此，他讲述着跟陈寅恪的故事更加的温馨，可也是这样，也让人听起来不是滋味。
你能去责怪眼前这个老人吗？
当然可以责怪。
毕竟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的付出相应的代价，就算是周也是如此。
他身处那个时代那个背景之下，就一定要做那样的选择吗？
也并非如此。
但他偏偏就是这样选择。
所以，也难怪他周边的友人，对于他责骂，还有人称为他无耻之尤。
苏亦仅仅的倾听，等到老人从这段往事脱离。
片刻后，周一良平复自己的情绪，他又提到吕澂提到民国的南京支那内学院，提到了《藏要》。
他说，“《藏要》的出版，为后世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佛教研究最可靠的版本。”
“不过，对于疑经、伪经的研究国内的着作最有影响的是张心激先生的《伪书通考》，共辑录辨伪佛经多达四百一十六种，代表了当时学术界此一领域的最高水平。在这样一种严谨的风气影响下，像我这样并非佛教研究名家的研究者，也秉承着这样一种严谨周密的研究方法，写的博士论文TantrisminChina。”
说到国内的，周一良先生也顺带说了国外的学者。
然而，接下来，周一良说了一大圈人的名字。
羽西了谛、沙畹、马伯乐、弗兰格、德效赛、魏鲁男等等。
甚至还说了不少的曰本学者。
白鸟库吉、常盘大定，有牧田谛亮、镰田茂雄等等。
可以说，苏亦除了白鸟库吉以及沙畹俩人，其他人，就只能当故事来听，因为很多人，他都是第一次听过。
这种情况下，苏亦除了感慨周一良先生的学识渊博，还能说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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