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苏亦说，自己稍微熟悉的曰本学者是白鸟库吉的时候，周一良就笑了。
“你之前还提到蒙满回藏鲜之学，确实应该熟悉他，他应该算是这个方面的鼻祖了。”
白鸟库吉，这个名字，苏亦想不听说过都难。
白鸟库吉，日本东洋史学界泰斗，日本东洋史学东京文献学派创始人。曾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为日本昭和天皇裕仁在东宫时代的侍讲（帝师）。他是日本近代对北方民族、西域史、朝鲜史、蒙古学、中国神话研究的开拓者，被视为日本近代“西域史、朝鲜史、蒙古学的最高权威”，一生在人种、语言、宗教、历史，民俗，神话，传说，考古等领域贡献颇多，世有日本近代东洋史学界的“太阳”尊称。
同时代，唯一可以跟其相提并论的，或许就是内藤湖南了。
一个称为东大学派另一个被称为京大学派，就是东京大学跟京都大学。
这个家伙，是啥人？
就是曰本蒙满回藏鲜之学的推动者。
从日本的明治维新之后也就是中国的晚清时代起，日本就对满蒙怀有领土要求，这一点，从明治年间突然风起云涌的满蒙研究就可以看出。
1908年，白鸟库吉在满铁总裁后藤新平的支持下，建立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大大推动了日本上下对朝鲜、满洲、蒙古的历史研究与现实关切。
听周一良说起白鸟库吉的事情，苏亦突然想起来一个关于陈寅恪史实造假事件，也就是所谓的陈寅恪回答白鸟库吉关于中亚史的问题。
不过这个故事，并非周一良本人，而是陈门的另外一个弟子——蓝文徵。
这个“作假史料”却出自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着作》一文中，该文自称是引述其师，原清华国学研究院学生蓝文徴的原话。
“民国二十二年我在日本，有天在东洋文库吃饭，饭后大家闲谈，白鸟库吉称我‘蓝君’，我心里很不舒服，我在东北大学已当了好多年教授，不称我‘蓝教授’也当称我‘蓝先生’，但我不好表现出来。”
“当时，和田清跑东北，回来拿了一张中国的地契，说是三百年前明末的东西，赞叹不绝，大家传观，传到清水博士，他递与我先看，我看过了又交与他，他看了问我意见，我答以‘此非明末文件，而是光绪时文件，和田以为是弘光，我看是光绪，写地契的人写错了，把绪字的纟旁写成弓，把者写成了厶，如此而已。’”
“白鸟坐在对面不远，听到了，很惊讶，他要我再看看，我业已看过，我不再看。但说：‘这纸是清末流行东北的双找纸，又厚又粗，不是明纸；钱的单位用吊，这是清制，明制为贯或缗，它的格式为清末至今通行的格式。’白鸟点头，和田清过来和我握手致谢。”
“白鸟又说：‘蓝君，你认不认得陈教授？’我答：‘是不是陈援庵先生？’他说：‘不是，是陈寅恪先生。’我说：‘那是恩师。’白鸟一听马上隔桌趋前伸过手来。”
“白鸟在日本史学界，被捧得如太阳，如何对陈先生如此佩服、尊敬呢？他说了，他研究中亚史问题，遇到困难，写信请教奥国学者，复信说向柏林大学某教授请教，而柏林大学的复信说应请教陈教授，当时钱稻孙度春假来日，正住隔房，他说可以代为求教陈教授，钱的春假未完，陈教授的复信已到，而问题也解决了。他说如无陈教授的帮助，可能至死不解。”
然而，等苏亦把这个故事向周一良先生求证的时候，对方却哭笑不得，“根本没有的事，《白鸟库吉全集》中，关于所谓中亚史问题的论文只有一篇《中亚史上的人种问题》。而该篇论文只是一次学术演讲，文字很短。以当时东洋史研究所达到的水准来看，实在谈不上有何新意或独见，引用的资料也很一般。类似水准的文章，当时一个东洋史专攻的研究生就可以写出来。不需要白鸟库吉跟陈师请教。”
“而且，这个故事中，把‘弘光’误写成‘光绪’的可能性是不会存在的。因为‘弘光’和‘光绪’的‘光’字前后位置不同，他还不如说是清代‘道光’年的东西，至少‘光’字的位置是一样的。而‘绪’字中的‘者’字即使在草书中也不会被写成‘厶’。”
“同样，曰本人关于‘君’字的称呼，是尊称，而不是贬低之意。此外，蓝文徴先生1927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学习一年，1933年到日，此间并无任职东北大学的记录，何谈‘在东北大学已当了好多年教授’？”
说到这里，周一良哭笑不得，“此类坊间传闻听听便罢，当不得真。”
苏亦也感慨，这年头不仅考古可以作假，古董可以作假，就连史料也可以作假。这种亦真亦假的故事，再伴随着其古董文物，有时候，确实可以把人忽悠瘸了。
不过周一良对日本的诸多学者如数家珍，苏亦也不意外。
因为，周一良对日本史和亚洲史造诣尤深，苏亦是知道的，1949年以前曾讲授日本史。建国后，他创设亚洲各国史课程，培养了一批亚洲史及日本史的教学和研究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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