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陈文骅就出名了。
成名以后的陈文华，干了一件事，就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创办了《农业考古》。
1981年《农业考古》期刊的成功创办，才让农业考古成为正规军，国内学界才真正认识到有农业考古这一概念，也成为农业考古这一新学科诞生的标志。
现在嘛。
关于农业考古，还是探索阶段，没谁用这个概念。
之前，苏亦写的石峡栽培稻遗迹相关文章发表在《文物》，真正算起来的话，算是七十年代，为数不多的论述这个领域的研究人员。
这篇文章一发表，陈文骅就直接写信到省博，想要跟苏亦交流。
奈何，苏亦不是省博的研究人员，对方根本没有他的通讯方式，因为当时通讯单位就是省博而不是北大。
杨先生只能代为转达。
一二来去，时间就浪费在信件邮寄的路上了。
苏亦前段时间又比较忙，根本就没有时间兼顾这边，这事就不了了之。
现在，他恰好回到省博，杨先生旧事重提，苏亦也不能继续鸽了人家，就开始给陈文骅回信。
大致介绍他的情况。
又说自己是学生，学业为重，研究领域不对口云云。
反正就是表达一个意思，老陈，农业考古不是我的研究方向，只是一个尝试，你别多想。
不曾想陈文骅的回信，更加诚恳。
说国内从事相关的研究学者稀少，青年学者就更是凤毛麟角，苏亦作为北大学子，年轻一代的领军人，愿意从事这领域研究，难能可贵，万望他百忙之中继续从事相关研究，为农业考古一领域之研究添砖加瓦。
不仅如此，还给苏亦寄了不少的相关资料。
甚至，担心苏亦觉得农业考古这一领域研究没前途，还特意点明自己的“农业科技展”大获成功，已经获得国家科委、农委相关领导的重视，未来还要赴京展出，到时候，希望苏亦能够赏光到场。
这个时候，陈文骅还没有创办专业期刊的野心，只能算是尽自己的能量去推动这专业领域在考古行业的分量。
苏亦也没提这事。
毕竟，陈文骅的农业科技展还没有真正的大获成功，也没有全国巡展，更没有名声大噪。
客观条件并不允许创办《农业考古》期刊。
但对方寄过来那么多专业资料，甚至还担心苏亦精力有限，特别把自己这些年使用过的农史文献整理成目录寄过来。
如此一来，苏亦就没有办法敷衍了。
不冲其他，就冲人家这份诚意以及热心，苏亦也要继续这个方面的研究。
结合自己写的石峡栽培稻遗迹相关文章，以及陈文骅赠送过来的资料。
苏亦觉得有必要论述一下国内稻作起源问题了。
之前他的文章观点，是结合石峡栽培稻作遗迹去简单论述丁颖教授的稻作起源“华南说”的观点。
之前的文章，苏亦只是提供考古资料证明，并不是支持这个观点，本身来说，他没有观点倾向性。
但这一次，他想尝试提出稻作起源“华南说”这个观点。
从后世的考古发掘资料来说，稻作起源“华南说”只是众多观点之中的一个，也不是最有权威性的，毕竟后来，江西仙人洞遗址就发现了中国最早的栽培水稻遗存。
然而，单凭这一点，也不能百分之百确定，江西就是水稻的起源地，只能算是起源地之一，毕竟从野生稻驯化成为栽培稻，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能发现栽培稻，就说明它是起源地。
就算这里真的是起源地了，你就能百分之百的否定了其他地方不是起源地吗？
也有可能，各个地方齐头并进，水稻有多个起源地呢。
正因为如此，稻作起源成为农业考古一个非常热点的研究问题。
各种学说观点层出不穷，不断地有新的考古发现来推翻自己的观点，学者的观点也在不断的改变。
就算后世，稻作起源“华南说”也有一定的认可度。
苏亦虽然是广东的靓仔，但他也不是“华南说”的扞卫者，他只是抛砖引玉，让学界去关注这个问题吧了。
想要让一个研究方向成为学术热点，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知名学者去带动，奈何，苏秉琦先生现阶段只关注石峡文化，不关注稻作起源，更不关注“农业考古”。
因此，他只能从石峡遗址的稻作遗存出发，毕竟近年来，石峡文化就是最大的学术热点，学术新人写文章不蹭热点，没人看啊。
先蹭热度把文章写出来。
只要发表了，就好像一个靶子一样，立在那里，谁看见了，看不顺眼或者看顺眼了，都可以写文章开喷或者讨论。
只要热点起来，不管别人碰瓷还是等着别人来碰瓷，对于推动农业考古这一概念的深入人心都是有帮助的。
不怕别人碰瓷，就怕别人不搭理。
一旦学术上有热度，再结合陈文骅的“古代农业科技展”的巡展大获成功，对方个人知名度影响力上来了，学界热点也上来了，多点结合，势必会获得官方的支持，《农业考古》创办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都是套路。
从某种程度来说，苏亦也算是舍身饲虎、割肉喂鹰，为中国农业考古学的建立贡献自己的光和热。
想想，也挺伟大的。
就算他的自己的研究方向，也都没有这样卖力吆喝。
从这个方面来说，他绝对对得起陈文骅先生的殷切期待，或者说，远远超出对方的预期。
说不定，一不想小心，就真的成为国内农业考古的领军人之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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