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他们也没有机会参与考古资料的整理，不知考古资料是怎样规整梳理的，对于他们来说，密密麻麻的器物文字，只会让他们眼花缭乱。
此外，没有编写过考古发掘报告，就不会知道考古资料是按照何种逻辑来编写的。
看不懂考古报告，也很正常。
别说学历史的，就算是专门从事考古学研究的人也时常有类似的抱怨，看不懂发掘报告的大有人在。
只要下够了功夫，不看发掘报告，也是可以从事考古学相关研究的，比如研究考古学史，研究文物学，这类从业者也不需要参与考古发掘、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
然而，对于一个考古学家来说，只有经过了调查发掘、资料整理、完成报告、论文写作四个过程，才可能成为一流的考古学家。
四个环节，缺一不可。
对于石峡遗址来说，他没机会参与发掘，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因此，一些关键性的文章，他不合适写，写了，没人信服。
在编写小组中，他更多起到一个辅佐作用，不是决定性岗位。
发掘报告的编写是一个长年累月的过程，是一个大项目。
文章的发表，算是阶段性的成果。
在这个方面，社会科学跟自然科学差不多。
报告报告的编写最大的问题就是分期，把这个东西搞定了，其他东西都是填充了。
器物的分类整理，这个急不来。
登记造册，各种制定表格。
整个过程就是之前编写河宕遗址发掘报告的重复。
枯燥且乏味。
而且，环境也好不到来去，之前是夏天，热。现在初春，也冷。
待在库房，就更加阴冷了。
时不时就要把这些器物搬到院子外面透风。
苏亦还要绘画。
之前他的对第一期的划分，就是根据自己绘画的打破叠层图来给出依据的。
除了这些，还需要绘画大量的器物图。
各种器物剖面图、演化图都要绘画。
尤其是重点器物，一个都不能少。
这可是个大工程。
短短一两个月肯定是干不完。
编写小组也没打算今年内就完成，只能算尽最大的可能去完成，啥时候，完成并不确定，因为省博的考古发掘任务非常重，编写小组的两位领队都是带头人，他俩也没有办法待在省博很长的时间。
趁着春节这个空挡，开始推进编写进度。
期间，还要发表文章以及处理其他工作，这种进度就更慢了。
其实，苏亦也没闲着。
他除了整理资料外，也在做各种事情，属于自己的私人时间，写写画画。
练习书法篆刻的时间是没有了，但不忙的时候，拿着手卡来背从《甲骨文编》茶歇下来的甲骨文，这个时间还是有的。
此外，他也在写文章。
而且，还是关于石峡遗址的。
不过他的切入点，跟朱先生不一样，他不搞分期。
这玩意太累了。
需要各种细致的器物排列。
想要出成果，就要好几年。
君不见张忠培先生在弄元君庙仰韶墓地分期一弄就是好几年。
就算是朱先生，一生都在研究石峡文化。
他之前的分期就是夸夸其谈。
大方向没错，但细节方面，还需要各种补充，还需要横向梳理岭南史前考古的出土的陶器类型，不然经不起推敲，这里面还有大量的各种要做。
这也是他为什么不愿意写石峡遗址发掘与分期相关文章的原因之一。
他虽然是广东的靓仔，却对岭南考古没有深入的研究，这种慢工出细活的文章，暂时不合适来弄。
那他要写啥呢？
当然是要写稻作起源的相关文章。
之前的他写的石峡遗址栽培稻遗迹初探成功发表在《文物》上，这一次，有机会接触石峡遗址的资料，还参与编写发掘报告，他肯定还要继续这个方面的工作，不能半途而废。不然，他想要在农业考古方面有所作为基本上不可能。
实际上，现在也还没有农业考古这个概念。
更谈不上成为一个学科。
甚至，稻作起源也还没有完成成为一个学术热点，参与讨论研究的学者并不多。
苏亦也是尽自己的微博之力，在有限的条件下去推动着一学科的建立。
可以说，七十年代末，国内农业考古还在萌芽阶段。
去年，被称为“中国农业考古第一人”、“中国农业考古之父”的陈文骅，恰好43岁，这一年，他终于甩掉头上带的“帽子”。
这一年，10月份的时候，他干了一件大事，创办了“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还曾经被《光明日报》报道，指出这是“利用文物考古为农业科技发展服务的有益尝试。”
国家相关部委的领导也相续到南昌参观。
于是，这个展览也准备赴京展出。
正式赴京展出，还要一年以后，未来还要到全国各地做巡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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