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末年，天下大乱，琅琊王司马睿奉命出镇江东，来到建康，在以王导为主的北方士族以及江东士族支持下建立东晋政权。
北方士族以王谢袁萧为主，而南方本土士族以会稽四姓，虞(虞翻，东吴骑都尉)、魏(魏腾，东吴会稽功曹)、孔(孔愉，孔子后裔，东晋车骑将军)、谢(谢奉，东晋安南将军、广州刺史、吏部尚书)，与吴郡四姓顾(顾雍，东吴肃侯、丞相、平尚书事)、陆(陆逊，东吴昭侯，丞相)、朱(朱桓，东吴嘉兴侯、前将军、青州牧)、张(张温，议郎、选曹尚书，太子太傅)并为江南顶级世家大族。
江南本土这八大门阀皆是以文立身，除了这八家外还有义兴周氏和吴兴沈氏，这两家是以武强宗，素有“江左之豪，莫强周沈”之称。
义兴周氏源于三国时期吴国裨将军、鄱阳太守周鲂，周鲂生周处，周处生周玘、周札。吴兴沈家则源自东汉海昏侯沈戎吴兴沈氏(沈戎有三子，沈庆之所支是沈戎三子沈景，而沈林子、沈田子一脉源于沈戎次子沈浒)。
东晋时期，吴兴沈氏沈充豪富，曾在龙溪（今钟管乡西南）铸小五铢，世称“沈充五铢”、沈郎钱，至今仍在市面流通。
除此之外，当时的南方士族还有贺（贺齐）、盛（盛宪）、张（张昭、张纮）、周（周瑜）、诸葛（诸葛瑾）、步（步骘）、严（严峻）、胡（胡琮）、薛（薛综）、阚（阚泽）、吾（吾粲）、纪(纪亮)、戴(戴烈)、丁(丁固)、陶(陶基)、甘(甘宁)等诸多门阀。
司马睿率北方士族南来，用王导对江东士族即拉拢又打压，以文立身的八族在朝堂之上受到排挤，侍中、尚书仆射、录尚书事、扬州刺史等显要官职，鲜有江东士族出任，江东士族门第逐渐沦为配角，朝堂被王、庾、桓、谢等北方门阀轮流执掌。
当初，义兴周家的周玘(除三害的周处之子)与王导合作，联合顾荣、贺循等江东士族，平定了石冰、陈敏、钱璯等人叛乱，被誉为“三定江南”。由于北方士族对南方门阀的排挤，让周玘心怀怨望，与江东士族密谋发动政变，事泄忧愤而死。
而同为豪强的吴兴沈家则被王敦拉拢，参与王敦之乱被平灭，事败后沈充身死，吴兴沈家沦为刑家。直至沈充之子沈劲固守洛阳战死，东晋朝廷嘉其忠勇才对吴兴沈家解除禁锢。沈劲一枝是沈庆之的先祖。
江东本土门阀对晋室的态度不一，余姚虞氏在晋室南渡后，利用家族在当地的影响力，积极帮助司马氏巩固政权，因此得到司马氏重用，虞潭(卫将军、右光禄大夫、侍中、武昌县侯)、虞喜(大儒，授散骑常侍不就)、虞预(散骑常侍、平康县侯)、虞仡(左将军司马)、虞啸父(侍中)等大批虞氏子弟在朝廷为官。
王敦造反之时，虞潭在余姚养病，听闻沈充跟随王敦起军反叛，在当地募宗族万余人前去勤王，足见虞家势力，余姚虞氏为会稽四姓之首。
然而，沧田桑海、世事变迁，兴盛一时的虞家因为虞啸父响应王廞之叛开始没落，而孔家孔靖因为与刘裕交好成为会稽四姓之首。
宋公刘裕在三吴之地试行土断，虞家家主虞亮隐匿部曲千余人，被刘裕诛杀；外兵侍郎虞达被外放湘州营阳郡太守，余姚虞家已日薄西山了。
虞亮被刘裕处死，其弟虞平接任家主，此时的虞家已然破败不堪。大量的部曲从族中入籍为民，千余顷田地被查抄入公，族中旁枝纷纷闹着要分家，暗中瓜分族中产业，有的甚至偷偷将自己经手的族业变卖出售。
即便如此，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余姚城内数条街道两旁的商钱为虞氏所有，城西近千余顷田地和山林是虞氏的产业。然而无数双血红的眼睛正盯着虞家的产业，准备从虞家身上撕咬下肥美的血肉。
虞平没有住在城中宅院，而是在城西庄园中。今年风调雨顺，稻田丰收，每亩可收二百四十余斤稻谷。族中人手不足，虞平只得雇请民夫帮着收稻。
余姚县令董光派吏员前来收取田税，称宋公在京口募军，今年田税每亩三石，虞家有八千亩地，总共要纳田税二万四千石，加上各种杂捐，交给的田税已经超过三万石，再算上雇工、拉运等费用，将近占到收成六至七成，而虞家兴旺时不会超过三成。
“大人，再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将田地卖掉一些吧。”虞平长子虞质苦笑道：“谢家又派人来问了。”
虞平重重地一拍案几，骂道：“谢家是条恶犬，五成价格就想买虞家良田，愚宁愿送与孔家也不会给他。”
虞质涩声道：“董县令催要甚急，连那些微末小吏也胆敢向虞家索要，六叔(虞达)外任营阳郡，这些人越发不将虞家放在眼中了。”
下巴上微疼，虞平发现捻断了数根胡须，小心地将断须放在案几之上，愤愤地道：“墙倒众人推，宋公对虞家不满，这些人便要落井下石、趁火打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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