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院里接待来信来访工作的规定，每个星期二的上午，是民事案件当事人的接待日。一般由一名法官带着一名书记员负责接待来访的当事人，接受他们的咨询或递交有关诉讼材料，或接受他们对有关案件的意见。特殊情况下，也会指派有关法官专门接待特定的当事人。
东方思义接待完十几个当事人来访后，正准备离开，一个年轻的女子走了进来，她随手关上了接待室的门。东方思义一看，原来是新受理的一件离婚案件当事人。他记的她在离婚起诉状上只简单说了一句双方性格不合，以致夫妻感情破裂的理由，从头至尾不足四百字，是一份只有一页的极简单的起诉状。
“您好，我是原告当事人利莉，我提起的离婚诉讼案件已经立案受理，我也收到了排期开庭的传票，时间是下个星期五的下午3点。我想向您咨询几个问题，因为有些问题不方便在起诉状上写明，所以，我才选择向您当面请教。”
当事人先说明了自己的来意，她的脸上写满了疲惫，沮丧的神情像是在一片鲜花丛中横生出几枝满是荆棘的藤蔓。如同一处原本洒满春光的花园，多了一份让人心惊的危情，少了一份自由自在的悠然。
面对着东方思义询问的眼神，利莉无奈地叹息道：“没有人不愿意守护自己的幸福，但是幸福不是镜中花，也不是水中月，如果幸福是能看得见，却触摸不到的东西，这样的幸福就不是真正的幸福了。当幸福成为空洞的概念的时候，就没有理由来守护了，我只能选择放弃。”
她平静地讲述起自己在无奈中悄悄流走的年华：“没有人知道我的煎熬，没有人理解我的苦衷。杨伟也和我一样，我们都麻木了。我给了他五年的时间，没有看到他任何的改变，最初的爱意，在一次又一次的折腾中没有了，剩下的只有怨恨。我最好的朋友也不理解我们的婚姻，她一次又一次不解地问我：利莉你为什么不生孩子，你们俩是要做丁克族吗？你们不是感情很好吗？为什么现在却又要离婚？我无言以对，对于我来说，他变成了一个稻草人，我不想再挣扎下去了，不想让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为失去了生命力的婚姻陪葬。”
仿佛有一朵花要从满是荆棘的藤蔓中顽强地伸出来，她的脸上浮现出了几丝坚定来。
利莉和丈夫杨伟自小是在同一个职工宿舍大院里长大的，双方的父母都毕业于同一所理工大学，毕业后又在同一家国有大型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两家的父母自然而然地走进了相互的朋友圈。
利莉的父亲从秘书做起，十年后即跻身公司高层，母亲是机关工作人员，凭着自己和善的性格与精明的才干，日积月累起来的人脉关系，终于成为了公司人事部门的主管领导。
杨伟的父亲专注于自己的工程技术专业，多年之后，成了公司工程监理方面的负责人，常年随建设工程队伍在外地奔波。他的母亲也是机关工作人员，同样也是专注于自己的财经专业，是公司财务部门的资深会计师。尽管两家父母的工作岗位不同，专业爱好也不同，但并没有影响到两家人之间的亲近关系。
到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年龄，大学毕业后由同学又变成同事的利莉和杨伟，终于牵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那一刻，西式的婚礼服装，西式的隆重礼仪，使他们成了全公司没有人不关注的样板婚姻。犹如新开楼盘的样板房那样，被那些熟悉的亲朋好友以及公司里来往密切的同事们所津津乐道。
“其实，我自己对西式的东西并没有多少兴趣，我也知道西式的婚礼只是一种舶来的形式，除了光鲜和华丽的外表，没有我们所需要的内涵，也没有应该有的文化含义。但婚礼不是我一个人能做主选择的，我和杨伟也只能随潮流随世俗而已。”
“其实，我自己对西式的东西并没有多少兴趣，我也知道西式的婚礼只是一种舶来的形式，除了光鲜和华丽的外表，没有我们所需要的内涵，也没有应该有的文化含义。但婚礼不是我一个人能做主选择的，我和杨伟也只能随潮流随世俗而已。”
东方思义点点头，现在除了偏远的农村，传统的婚礼好像已看不到了。利莉苦笑着，那场有些铺张的婚礼，只给她留下了那件白色的婚纱，以及一张记录了空洞的仪式的CD光盘。
在日新月异的潮流中，追赶时尚的年轻人，或许并不完全了解，那些流行西方的婚纱的历史和含义，而忙忙碌碌的社会似乎也没有时间来思考这种舶来的文化，忽视了传统的婚礼与舶来的婚礼之间究竟在文化上有哪些差异和区别。
欧洲的大部分国家是政教合一的国体，人们结婚时必须到教堂接受神父或牧师的祈祷与祝福的，这样才能够算是正式的合法婚姻了，新娘穿上白色的典礼服是意味着向神表示自己的真诚与纯洁。19世纪以前，少女们出嫁时所穿的新娘礼服还没有统一的颜色，直到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在婚礼上穿了一身洁白雅致的婚纱后，白色婚纱便演变成为了一种西方正式的结婚礼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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