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很多人不着调，余逊先生还写过汉简方面的文章和研究汉简，这一切都是因为他跟劳赶先生是同学，所有当时，劳干先生搞居延汉简的时候，余先生也参加过研究。
那么居延汉简有啥用？
劳干先生说，“它和敦煌汉简相同，都属于中国边塞上的记录，还牵涉到政治、经济和一些生活问题。这些记录有的是琐细而无关宏旨，有些却非常重要，有的可补文献上之不足，有的可纠正文献上的错误，或给文献中不明白之处作一个较好的注释。”
余逊先生50岁就卧病在床，74年去世的时候，也才60岁，对于史学家来说，60岁完全就是黄金年龄，要知道周一良先生八十岁了还在教岗上。
也难怪高铭先生跟俞伟朝先生提及余先生的时候，都满是惋惜。
其实，还有一点，余先生跟陈垣先生也关系莫逆。
1928年，史学大家陈垣在北大授课时，发现余逊作业精湛，询问后知其家学渊源，这也开启了陈垣与其父嘉锡的终身友谊。
对于王利器先生的《古文选读》，苏亦也是选修了。
有时间就去，没有时间也没有办法。
他对北大外聘这些先生开设的课程还是蛮感兴趣的，也就是这一年，邓广铭先生当系主任，才有这样的福利。
等这一年过去，估计，这位先生都没时间过来北大开课了。
这样的机会，错过了就不再有了。
历史专业这边，这些先生主要是讲中国史，世界史那边，苏亦倒不没缺课，周怡天跟朱龙华两位先生的课程，他都在上。
世界史，就是他的短板。
不管是周怡天先生讲的两河流域和古埃及部分，还是朱龙华先生讲的希腊罗马部分，他了解的都不多。
主要是前世，他本科学是美术史，而非历史学，这部分短板，是需要花时间去补足的。
这个方面，有北大名师做启蒙老师，这个起步够高了。
不管如何，还是要优先考古专业的课程。
至于王永先生的敦煌学，在苏亦看来，都属于考古专业的范畴了。
毕竟，王永兴先生在课堂讲的敦煌吐蕃历史文书都属于他未来的研究范畴。
敦煌学啊。
佛教考古，不能只关注洞窟，不关注它的文书。
这又涉及到藏语的部分。
梵语跟藏语关联性很高，但这个东西，毕竟不是同一个玩意。
他这段时间，没啥条件学藏语。
王永兴先生的对敦煌吐蕃文书的研究也只局限于汉文文书，对于藏文文书方面，涉及的不多。
苏亦也没法跟王先生学藏语。
在目前的北大，东语系掌握藏语的先生，也没几个，季羡林先生肯定会，但，季老现在不带学生。
苏亦也不可能为了学藏语特意跑去打扰老先生，再说，他现在也没法用藏语来研究啥，研究中西交流史？现在大环境不允许。
研究敦煌学，汉文文献都够他翻了，更何况藏文文献。
在国内，最合适学藏语应该是民院。
于道泉先生从北大到民院以后，藏语研究大本营也从北大东语系变成民院民语系了。
啥叫民语系？
就是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
51年6月，民院成立，为了适应和平解放雪区工作的需要，同年9月由我国藏学的奠基人、着名藏学家于道泉教授亲自筹办，成立了藏语言文学教研室，藏语言文学教研室后来归属于52年成立的民院民语系。
现在，想要跟于道泉先生学藏语，也不可能。
以后有机会了，倒是可以拜访王尧跟陈践践两位老师，这两位也敦煌学专家。
这个时候，这两位应该还在合力翻译于道泉先生从法国带回来《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法国巴黎大学教授巴科(****acot)、杜散(ch.Toussant)和英国牛津大学教授托玛斯(F.W.Thomas)对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作了15年之久的研究，1940年在巴黎出版《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
1980年10月，王尧跟陈践践的译本才出版，苏亦想要看这本书的译版，还要等两年。
这书要看原版？
苏亦也看不懂。
因为这书原版是用古藏语写的。
托玛斯是个牛人。
他在1906年～1927年间先后任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馆员、馆长，从1927年开始连年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上发表古藏文文书研究的长篇文章。
到1963年共出版了四卷，包括600件古藏文文书和400余支古藏文木简。
在古藏文研究领域上，这位爷，已经是权威上的权威了。
苏亦想要在藏文方面有所成就，他还要好长的一条路要走。
未来，不涉及到藏地佛教考古的研究，或者说，不专攻这个方面的话，他也放弃研究藏文了。
毕竟在这个方面，他一点优势都没有，起步又很晚，又没有地缘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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