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苏亦第一次在北大诸位师长的口中提到安志敏先生。
安先生性格分明，在不同的人眼中，有不同的象形。在跟他合作过地方系统考古人员之中，安先生有些盛气凌人。
因为他从北京来的。
是考古所的专家。
属于首都来的权威专家，但因为性格的原因，在跟别人的合作关系之中，总会把关系弄的比较僵，尤其是西安方面，后来都不怎么跟考古所合作了。
有些高傲。
而且性格直来直去。
从高铭先生口中描绘出来的安先生的形象，也可以窥视一二。
一个在课堂讲课，都能讲得满头大汗的先生，性格肯定不会好到哪里去。
这样的先生，性格往往有些火爆。
也算是符合苏亦对安先生的形象认知，不过高铭先生口中的安先生更加形象生动而已。
苏亦也不是一个只会闷头听故事，啥话都不说的学生。
他不是一个闷葫芦。
听着高铭先生讲课越来越深入。
苏亦也忍不住发问，“高先生，我听说，当年咱们考古专业还有《中国美术史》这门课程，是哪位先生上的啊？”
高铭先生说，“这门课名义上是郑振铎先生讲的。据说，我们上面年级开这门课时，郑先生亲自讲过绪论。到了我们班，虽然郑先生没有来过，但课程上仍保留他的名字，就文史楼阅览室张贴的各门功课指定参考书目录上也是这样。”
俞先生突然说，“郑先生确实给我们讲过《中国美术史》的绪论，其实，我大学时的志向是搞美术史，分配的第一志愿是中央美院，结果分配到考古所。当时考古所的所长是郑振铎，副所长梁思永和夏鼐。我听过郑先生讲过一次中国美术史，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最难搞的是美术史。”
这话，俞先生也曾经过苏亦讲过，所以，他印象深刻。
高铭先生继续说，“给我们班讲中国美术史的先生就挺多了。有阎文儒、宿白、徐邦达、陈万里先生，分别讲‘古代雕塑’、‘古代建筑’、‘古代绘画’、‘古代陶瓷’。古代建筑名义上梁思成先生的课，但梁思成先生社会活动多，大部分都是宿先生在讲，这个方面，跟苏亦你们现在差不多。所以，从我们开始，宿先生就开始讲古代建筑了。”
“这个时候，已经是三年级了，等于把中国美术史分为四个专题分开来讲。”
说着，高铭先生说到阎文儒先生。
“阎文儒先生讲课，有时候故意有点幽默，他就曾经说过和尚是无产阶级，因为和尚没有家、也没成家，这不就是无产阶级吗？”
噗嗤！
许婉韵笑了。
苏亦也笑了。
老先生这样调侃无产阶级，真的合适吗？
确实不合适。
高铭先生笑着说，“当时，同学们就不满了，觉得阎先生不能把和尚说成无产阶级。阎先生有点像传统的私塾先生，讲课语言偏陈旧，跟宿先生不太一样，但阎先生在石窟寺艺术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我印象深刻的一点是，他曾经讲到佛像的衣褶，怎么样折年代早，怎么样折年代晚，这些细节的东西，没有一定的基础，很难理解。”
这时，俞先生突然说，“这些年，阎先生对咱们中国石窟寺的研究，做出了大量的贡献。”
于是，俞先生就补充了阎先生的故事。
60年阎先生应锡兰(斯利兰卡)的邀请，为编写《佛教百科全书》之中国石窟部分，组成一个联合调查小组，参加单位有中国佛教协会、北大以及甘肃新疆的有关同志。
从1961年开始至1965年，分三次先后对全国石窟进行了全面的系统调查，收集了大量的文字和图片资料。
自阎先生开始系统调查后，遂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石窟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当中。自新疆返京后，陆续发表了一系列论文。
对古龟兹境内遗存的重要石窟遗迹加以介绍，面对石窟资料整理工作的不断深入，阎先生又产生全面系统研究介绍中国石窟的宏伟愿望。
不过十年时间，这项工作被迫停止了。
“70年代先生不幸因患颈、脊椎骨质增生症，而引发右手书写功能丧失。1977年先生已65岁，为继续写作开始练习左手写字，一年后，竟然书写自如。此后先生修改文稿，增补旧作，全用左书。”
这个故事，苏亦也是第一次听说。
当然，苏亦也不是第一次听到阎文儒先生的故事，之前复试的时候，在文史楼阅览室，他就曾经跟许婉韵聊到阎文儒先生。
前世，他曾经看过阎文儒先生的《中国石窟艺术总论》也就二十来万字，不算太多，却系统的论述中国石窟寺艺术演变脉络，配合着宿先生的《中国石窟寺研究》这本书来观看，查缺补漏，这是一种极为幸福的阅读体验。
不过，78年的时候，这两本书都没有出来。
或许是知道，苏亦许婉韵马世昌三人对阎文儒先生比较感兴趣，俞先生说，“如果你对阎先生的文章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他当年从西域返回以后写的《新疆最大的石窟寺遗址--拜城克孜尔石窟》《龟兹境内汉人开凿、汉僧住持最多的一处石窟--库木土拉》、《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等论文。这些论文对古龟兹境内遗存的重要石窟遗迹加以介绍，算是国内比较全面且系统的新疆石窟寺的文章了。未来，你们应该会需要这个方面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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