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时，郭除了为董在安阳的考察提供住宿等便利外，为董氏引荐了建设厅长张钫等要员。而董于郭宝钧，亦多有提携。其在殷墟发掘工作展开之后，致专函于傅斯年，力荐郭宝钧为史语所助理研究员。
任职教育厅秘书的郭宝钧，经济颇为困窘，董作宾建议傅斯年每月百廿元之报酬，郭宝钧就可以辞职，专职做田野发掘，奈何，傅斯年不愿意。直到1930年发掘受阻，傅斯年到开封协调的时候，才决定多聘用河南本地的学者。于是，1931年春殷墟第四次发掘时，他和梁思永同时加入史语所考古组。
那么当年，史语所的发掘受到什么样的阻挠呢？
苏亦查询相关资料才得知。
原来1929年春第二次发掘殷墟时，李济等人发现河南当地很难保证文物的安全，遂将部分文物带回北京整理研究，而触怒河南政府，何日章以史语所违反协议为由请求河南省政府叫停殷墟的发掘，转而委托河南博物馆进行挖掘，期间所挖的文物全部都运到了河南开封。
这些经过，傅斯年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发掘安阳殷墟之经过》一文中，都有详细说明。
对于当年的发掘史料的研究，很容易就得知当时的情况。
这些书籍北大都有收藏。
你不翻看这些东西，很难知道这些具体经历。
苏亦没有落下，一一整理，未来这些史料都可以专门编撰写一本《中国考古学史》。
不过，董作宾主持的第一次为期18天的试掘，总共出土800余片有字甲骨以及铜器、陶器、骨器等多种文物。
这一次的发掘，情况惨不忍睹。
因为董作宾只关注甲骨文，就是专门找带字的龟甲，其他的东西他根本就不关注，别说地层土质什么的，甚至连不带字的龟甲他都懒得关注。后来，看到他的报告，史语所的众人就炸锅了。
就连吴金鼎在回忆此次发掘时，都忍不住吐槽，“照相用科达的胶卷照相机，一卷8张，拍了十来张后，看看还有两三张没有拍完，原来有好几次拍后忘记转过底片。”
这是在吐槽，董作宾对于近代测绘、拍摄仪器等设备的不熟练。
因为董作宾根本就是按照罗振玉老一派的发掘做法，完全就是挖宝，而非发掘。
被吐槽多了。
看到这部分资料，苏亦都忍不住乐了。
董作宾在后面的报告之中，也多出了一些甲骨文以外的东西。
然而，这还是不行。
所以，1929年春，由李济主持对殷墟的正式发掘。
等李济以后，就由梁思永先生接棒，正式成为殷墟考古的领头雁，先后主持第十、十一、十二、十四次殷墟发掘。
苏亦在梁思永先生的传记都了解到这些经历，只是一些细节的东西，要靠原始史料来验证，这样才更加精准。
七七事变以后，史语所在小屯的工作就被迫停止，而且当初殷墟出土大量的文物，给运输跟保管都造成极大的压力。
考古人员起初是一块块取出字骨的，但一天的时间只取出了埋藏珍品的面上部分，显然这种方法不行。于是，他们决定将它整块地挖出来。
因为要跟日本人抢时间。
于是，一经决定，就立即采用新的方法。全体队员一刻不停地工作，用了四昼夜的时间，将这一整块埋藏珍品挖出来了。然后整体运走。
但是，条件有限，发掘出来的东西，想要运走并不容易，因为东西太多了。足足有三吨多的大土块。
后来，发掘队集思广益，这个大块被装在用厚木板做成的箱子里，又用铁条牢牢加固。
弄成那么大的集装箱，如何运到火车站也是一个大问题。毕竟出土地点距车站还有十多里路，根本没有公路，也没有用动力牵引的搬运工具。
考古队员和当地的发掘工人发挥了集体智慧，他们利用本地的工具和大量人力，最终解决了搬运难题。7月4日，那只沉重的大木箱运到了火车站，又用了8天时间，7月12日安全运抵南京史语所的所址。
然后才有史语所工作人员清理。
抗日战争爆发后，殷墟出土的珍贵文物被迫西迁，先到昆明，又到四川南溪县李庄镇。
在颠沛流离中，珍品遭受不小的损失。不过这些损失都被文件记录下来了，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
在李庄安顿下来以后，考古学家又对这些出土物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得到了一些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结论，这才是殷墟发掘留给我们的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这批东西，几乎需要李济先生用后半生的时间去整理。
主要学术成果都汇聚在他的专着《安阳》之中，1977年，李济在美国印行了以“安阳”为名的英文本的考古叙事着作，全面回顾了1928年至1937年安阳殷墟发掘的总体情况。
这书，是后世苏亦了解这段发掘成果最为重要的着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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