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阳殷墟1～7次发掘的工作简报和有关研究文章均发表于此。1936后该所另编《田野考古报告》，《安阳发掘报告》不再出刊。
《田野考古学报》47年后改名《中国考古学报》，建国以后改名成现在的《考古学报》）
所以这两本书是一脉相承的。
至于《城子崖》跟《斗鸡台沟东区墓葬》，这两本报告，苏亦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现在宿舍都有着这两本书呢，其中《城子崖》还有宿白先生不少批注，而《斗鸡台东沟区墓葬》则是许婉韵送给他的，里面都是这位大姐的学习心得。
有时候，翻看旧书乐趣之一，就是看着这些前辈在书上做笔记写心得，可以从这些只言片语去窥视前辈们的治学心路历程，这也是淘旧书的乐趣之一。
得到苏亦的肯定回答以后，邹先生并没有让他继续讲解，只是让同学们有时间可以去看一看这些发掘报告。
然后继续跟同学们分享关于他读研的经历，甚至临到下课的时候，还讲述他被录取研究生那个暑假因为贪玩被向达先生呵斥的事情。
本科毕业以后，9月份研究生才开学，这期间，邹先生就去青岛看望家人，同时还在那里避暑度假了。
恰巧，全国第一届考古人员培训班就在北大上课。老一辈的考古人对这个培训班再熟悉不过，都被誉为考古界的黄埔军校。
当时，向达先生恰好担任考古培训班的副主任，他认为邹先生作为非科班出身的研究生应该随训练班补课，结果，邹先生偏偏跑去玩了，等会北大的时候，培训班的课堂讲授部分基本已经结束。
邹先生想要回来上课，已经来不及。作为他学术引路人的向达先生，对于此事非常生气，把邹先生叫到家里，就一通臭骂，差点把当年的邹先生骂哭了。
这一幕，苏亦总感觉似曾相识。
不对，完全就是同病相怜啊。
因为他暑假的时候，就被宿先生写信呵斥一通，上一周又被臭骂一顿。
听完这个时候，苏亦只能再次感慨，宿先生不愧是向达先生的弟子，就连脾气都如出一辙。
这事，对邹先生影响还是很大的。
几乎可以说是影响他一生。
不然，也不会现在拿出来说，也有可能是邹先生怀念向达先生的一种方式吧。
缺席这一次考古培训班的课程，对于邹先生来说，影响还是很大的。因为同年10月份，他跟第一届考古工作人员培训班到郑州二里岗实习的时候，直接抓瞎了。
说到这里，邹先生顺便讲了一下二里岗的情况。
二里岗遗址的最早发现者，不是别人，正是郑州南学街小学教师韩维周先生。
这位先生，可不是普通的小学老师。
二十年代就读于河南国学专修馆，毕业后参加河南古迹研究会，只不过抗战爆发以后研究会解散，韩维周才回乡当小学教员。但，仍然不放弃自己的专业，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干着考古调查，也就是所谓的田野调查。
这种调查，完全就是自费调查。
不是真爱，谁能坚持那么多年呢。
韩维周先生没事的时候，就喜欢在破旧的城垣周围转悠，就这样转悠着，还别说，真的就有大发现了。
1950年秋，他在郑州南方向二里岗一带采集到一些古陶碎片、石质生产工具、占卜用的卜骨。韩维周看到这些器物，就有了一个大致的判断，初步推测应该商代的遗存。
在河南发现商代的遗存，并不稀奇。
自从殷墟被发掘以后，全国的同行都知道河南是考古人的风水宝地。
考古重镇不是说说而已。
韩维周把这些发现上报有关部门，请求派人深入调查。
所以过一年，51年春的时候，中科院考古所河南调查发掘团就在二里岗展开调查。
他们根据采集到的标本，进一步推断这里为重要的商代遗址，时代要比安阳殷墟更早。这一重大发现，立刻引起国内考古界的重视和一片哗然。
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还没有正式的考古机构。1952年夏天，文化部社管局中科院考古所还有北大联合举办了全国第一届考古人员训练班，经过3个多月的培训后，全体师生分批到郑州、洛阳两地进行实习。郑州实习分队，以二里岗遗址为重点进行了试探性的发掘。
自此以后，郑州商代遗址考古发掘缓缓拉开了序幕。
（郑州水灾对郑州商城破坏不小。）
可以说，北大的考古培训班开创了国内考古行业的一个田野发掘模式，自从北大培训班开办以后，全国各地只有发现重要的遗址需要发掘，各地的文物系统就开始开办培训班，然后把下面市县的骨干力量全部抽调过来进行发掘。
考古培训班这个模式，就算到了后世依旧还流行着。
社科院考古所组织全国性的培训班，而各省考古所组织地方性的培训班，然后逐级培训（借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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