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邹先生，苏亦下意识就想起到考古所的安志敏先生，听说这位先生挺高傲的。
这种傲气，在面对地方系统的考古人员的时候，表示的淋漓尽致。
这个方面，商志谭教授就曾经吐槽过，估计五十年代商教授在考古所进修的时候，没少吃过苦头吧。
商周考古其实是邹恒跟李伯谦两位先生轮流讲。
这两位是有师承关系的。
跟邹先生接触，别人能明显感受到他的傲，但邹先生的傲是有资格的，他是北大考古首位副博士研究生，之所以是副博士，而不是博士，那是因为当年采用苏式教育学位制度，不然，邹先生早就把博士读完。
这个方面，俞先生他们也是如此。
论读研，这些先生都是前辈。
不过李伯谦却不是邹先生的研究生，李先生61年毕业留校，研究的方向跟邹恒先生相近，再加上，本科的时候邹先生曾经教过李先生，这两位是有师承关系的。
然而，就跟邹先生喜欢推翻精神引路人郭老的学说一样，李先生跟邹先生也是存在学术之争。
这两位先生曾经就“关于夏文化上限问题”的讨论，成为一场着名的师生学术论争。
当时，李伯谦对老师邹恒先生“二里头四期都是夏文化，覆盖了整个夏朝的历史”这一观点产生了怀疑，因而提出“二里头文化应该属于夏朝的中晚期，也就是二里头遗址是后羿代夏事件之后，夏的都城所在地”。
这些争论，当做学术史研究还挺有趣的。
然而，身在其中的当事人，就不会感觉到有趣了。
谈及这场论争，李伯谦曾说过:“我爱吾师，更爱真理。”
他认为，尊重老师和服从他的每一个学术观点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考古工作者最基本的素养是实事求是，有一份材料说一分话(傅斯年语)。
话虽如此，但做起来却极难。
在古代，用大逆不道，欺师灭祖来形容也不过。不过在学术方面跟老师有争议，在历史上其实是很常见。
如果闹得不大的话，可以说是弟子对先生学说的补充，闹大了就变成学术之争。
这事对邹先生晚年会有何影响？
其实是有的，还不小。
这场师生学术之争，现在并没有开始。
弟子不必不如师。
不是说说而已。
学术的进步，就是靠这些前辈在前面一点一点的推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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