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有个钟亭。
是一个坐落在未名湖西岸小土山上的小小的六角亭。
山上有亭，亭内有钟，是一个铜钟。
钟体上部镌有十二对蛟龙戏珠，下部则刻有波涛和旭日图案，内部还有精美的八卦图案。钟上用满汉两种文字铸有“大清国丙申年八月制”字样。
据记载，这口铜钟原系颐和园中水军起居用膳报时所用后几经辗转被燕京大学购得作为校钟使用，全校师生的起居作息均以钟声为准。
燕大当年还专门制定了《撞钟法》:“每半小时撞钟一次，自十二时半起撞一下，一时撞两下，一时半撞三下，......四时撞八下，到四时半复撞一下。如是每四小时循环一次，每日早六时至晚十一时为撞钟时间。”
北大迁入燕园后仍以此钟报时，直到十年方止。
前世，北大的铜钟不再用来报时，而每当新年来临之际，人们都会前来敲响这口钟，让喜悦在未名湖畔久久回荡。
不过78年的时候，钟亭又恢复工作了。
在陈平原的《北大旧事》中，有老校友回忆北大钟声，说，“北大二院的退课大钟从来不是用电机钮去控制，而是一架高高的，古旧的朽木座子，上面悬挂着一口黑黝黝的沉沉的铁钟，至少已有七八十年的历史。”
实际上，不是北大不想用电铃去控制，而是没法用。
整个校园的电铃都废了，这一废就好多年，周培源在任期间都没能解决，直到继任者张龙翔后期才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
这样一来，燕园的钟亭就开始派上用场了。
十年时间，被停职的敲钟老校工再次复工干活了。这位老校工燕大时代就开始负责敲钟，只不过十年间，北大不需要上课，敲钟的校工也受到冲击，没活干了。
实际上，六十年代初北大就全面实行电铃，，一朝回到解放前，大量的电铃年久失修，经常出现失灵现象，有时候，还在上课时间就叫个不听，严重扰乱课堂秩序，最后校方决定停用所有电铃。
所以，敲钟的老校工又有活干了。
而且，这位老人也把敲钟当成一个神圣的职业，一个六十多快七十岁的老人了，每天风雨无阻、雷打不动、准时准点地坚持着日叶敲钟，所以，那身上穿一件退色蓝布短袄来带小山坡上敲钟单薄的身影，让人尤为印象深刻。
每一次钟声响起来，不但在北大二院，就是在一院、图书馆、研究院、东西斋等地方也没有不能够听清楚的。
甚至，在住在北大附近胡同里面的学生也能够听到，早晨躺在满屋阳光的床上，一觉醒来，听到上课的钟声再洗脸漱口都来得急。因此，后来北大学子都怀念这富有诗情画意燕园钟声，都觉得这钟声再美妙不过，自非普通的电钟能及其万一。
燕园的钟声，确实嘹亮，响彻整个燕园的上空。
说实话，苏亦也喜欢这种有仪式感的钟声。不过钟声老校工按照燕大《撞钟法》，四个小时一个循环来敲钟，有时候，容易把学生搞蒙。冷不丁地听钟声如果没有配上天色是很难判断具体时间。
好在苏亦也没有这种困扰，来北大之前，小叔送他一款上海牌手表。但因为腕表有点重，一开始戴着不太习惯，后来，他被燕园的钟声折腾错过几次时间以后，腕表基本上就不离身了。
这年代，上海牌手表也不便宜。就算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上海牌手表年产可达到300万块，手表厂约有5000名员工。但相对于强大的需求而言，当时手表供应还是处于相当紧张的状态，是需要凭票购买的，表厂将票子发给单位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并且价格在当时十分昂贵，是普通工作者4个多月的工资。
在没有随身携带手机的年代，一款腕表确实是必不可少的存在。
之所以，特意提到钟亭。
那是因为苏亦一大清早起来，没啥事干就过来这边晨跑背外语。
对于苏亦来说，语言确实是他的短板。不过短时间内需要学习语言太多，让他也有些纠结，最终苏亦还是把这些语言做个排序。
巩固一下英语阅读水平，按照周一良先生推荐的方式，多阅读英文原版文学作品，然后保持着相关的英文文献阅读，比如之前周怡天老师推荐的《剑桥上古史》。
自19世纪末起陆续出版的“剑桥三史”（《剑桥近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古代史》），代表着西方研究历史的最高水平，三部巨着问世后即被国际学术界奉为权威的历史着作。
这三本书一版再版，剑桥古代史也是如此，苏亦现在借阅的是最初版本，70年代重修的版本并没有来得及完成修订，跟前世观看的版本有不少的初入。但，这书不管是当做史料来看还是当做外文读物来观看，都足够了。
除英语之外，日语跟法语则排在苏亦的第二选项。日语没啥好说的，宿白先生的弟子都必须要学，不管是苏亦、马世昌还是姚华山或者是许婉韵四人日语都是必修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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