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讲述着修昔底德的了不起与个人修史的意义。
这节课过后，苏亦又一次被打击到了。因为这位先生好像是会古希腊语的，不然，讲课的时候哪有那么笃定的神情。
好像学问要做扎实了，印欧语系是躲不掉的。就算考古学也是如此。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段，苏亦干最多的事情还是蹭课。
因为，78年的时候，国内大学并没有实行学分制，现在国内的大学模式依旧保持着苏联的痕迹，直到八十年代，武大的刘道玉校长首先在国内大学推行了学分制，这个模式才在国内迅速推广起来。
可就算如此，当年武大推行学分制的时候，在国内教育界依旧揭起轩然大波。最终，刘道玉也顶不住压力被迫辞去武大校长，而，刘道玉离开武大以后，易中天教授的日子就有些难过了。他最后被迫离开武大去厦大也跟刘道玉校长的辞职有关。
学分制有学分制的好处，没有学分制也有没有学分制的好处，比如现在，对于苏亦他们这些研究生来说，就爽歪歪。因为学校不会对他们进行强制性的选修课程刷学分。
这样一来，就给了他们很大的自由度，当然，这种自由度也都是导师给的，某种程度来说，没有学分制，导师就掌握着生杀大权。
这在管理上可能不规范，但研究生更有自由度，适合个性化学习。
而苏亦他们这些研究生，课程就轻松很多。
除了政治课意外，他们几乎没有必修课。其他的课程几乎都是任选，在整个历史系，包括考古专业之内，想选啥课程就选啥课程，只要导师以及任课老师同意就没有问题。
而，这年头的政治课并非思修课，而是所谓的党史课程。
党史用的是胡华的编着的《中国革命史讲义》，这本讲义，其实有些年头了，是胡华参与领导创建人大党史专业的时候主编的讲义。
那么胡华是什么人呢？
着名的党史专家，1978年人大复校后，还担任人大党史系主任。
这年头，不仅考古专业讲义滞后，在党史方面也滞后，直到八十年代，胡华编着的党史人物传才出版。
这种情况下，党史课程所讲的内容就可想而知。
给北大师生讲述党史，并非是北大的老师，就是这位胡华教授。估计是觉得北大的教授太推崇自自由民主，还是由人大的教授来讲授这门课比较让人放心。
所以，苏亦的党史课也是这位先生给他们讲授的。
不仅历史系可以从各大高校聘请校外老师，党史课也可以。而且，整个课程并不是以历史系开班，而是全校的研究生都要上的大课。
一个阶梯教室，两三百人都大课，热闹程度就可想而知。
不过这位先生实际上是个风流健谈之人，和他那本厚厚的书基本相反。所以国内的高校政治课由来已久，并非是九十年代才开始的。
除了党史课外，苏亦他们几个考古专业的研究生，好像也没有什么必修课了。
也不对，应该还是有的。
昨天晚上从燕东园回去以后，苏亦跟马世昌闲聊的时候才得知，宿白先生打算让他们五个研究生都去听王永兴先生开设的敦煌学。
宿白先生这个举动并非凭空而来，因为，王永兴也打算让历史系历史专业77-78级的学生选修宿白先生的魏晋南北朝隋唐考古，理由就是这么课程有助于敦煌学的学习。
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苏亦心中就咯噔一下，心想，王永兴先生行动力好强，这么快就找上宿白先生了。
这完全就是利益交换啊。
而且，还是光明正大的利益交换。
两位大佬在不动神色之间就把一帮学生的命运给安排得妥妥的。
就是不知道，这种交换跟他有没有关。
如果真的因为他的事情，就让两拨人多选一门课程，那事情就好玩了。
一帮本科生无所谓，多选修一门课程，对于他们来说肯定是好事，百利而无一害。
其实，对于苏亦他们五人来说，也没啥坏处。
但，昨天中午在食堂愚见许婉韵的时候，这姐们还信誓旦旦地跟他说，打死也不跟他去碰敦煌学这趟浑水，甚至，听到他学敦煌学脑壳痛的时候，这姐们还有些幸灾乐祸。
苏亦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就很不厚道地笑了。
不管宿白先生让他们五个研究生去选修王永兴先生的敦煌学跟他有没有关系，苏亦都不承认就对了。
这样的好事，不能他一个人独占，要雨露均沾。
就是不知道让自己当助教的事情，王永兴先生有没有跟宿白先生敲定下来。
这一切，都要等到周末去朗润园拜访宿白先生才能得知。
苏亦在历史专业这边蹭了一圈课，最终也没有把全部的课程蹭完。
比如，许大龄先生开设的清史课程他就没有去，商鸿逵先生开设的明史课程他也没去。同样，罗荣渠开设的近现代史，苏亦也没有去蹭。不是说这几位位先生讲述的课程不好，而是短时间内他搞佛教考古，还不需要这个方面的内容，或者说，他这两门课程并不是他近段时间内最为急需要掌握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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