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陈寅恪先生的一生治学态度。
周一良给苏亦写这一段赠言，用意不言而喻。
因为引用了陈寅恪先生的话，周一良自然而然就提到他跟随着陈先生学习魏晋南北朝史的经历。
“我早年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去研究魏晋南北朝历史，但，大半生都过去了。依旧没有能出版一本着作，这不能不说是我此生之遗憾。”
听到周一良这话，苏亦才猛然惊醒。
对啊。
眼前这位北大历史系国宝级的大佬，都65岁了，除了他编着《世界通史》，竟然没有其他学术专着出版。
后世，他的专着，《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似乎一直拖到他担任北大历史系主任的时候，才能够出版。
但，要说论文，其实老先生的作品真不少了。
早年间，他关于魏晋南北朝的论文，弄一个合集，不需要修订，都可以直接出版了。只不过，被过去这些年国家的大环境给耽搁了。
所以周一良感慨，“你要是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观看我早年间的论文，虽未能构筑巍峨大厦，而只是起了加瓦添砖作用;但也扫除了不少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时的`拦路虎'。对你，应该是有些帮助的。不过，认为你此时更加需要的应该是关于语言的学习了。”
得，被说中心事了。
苏亦苦笑，“书到用时方恨少，语言方面，尤其是在外语上，我这边底子太过于薄弱了。除了英文之外，日文连入门都不算。”
周一良说，“研究历史，最为重要的工具就是语言，这又分两部分。过去在干嘉时代（清乾隆﹑嘉庆两朝的合称。），学者只需掌握文字学，然而，现在却不行，必须要会外语，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说，现代学者对于语言的要求比古代学者还苛刻。”
“现代的学术语言，属于工具语言，是我们学习知识的必备工具。当然，我们就算掌握英语也不见得多厉害，我们的学问不一定就比古人厉害，但现在时代改变了，只要不会英语寸步难行。建国前，流行欧洲各国语言。建国后，俄语一度盛行。至于现在，你们作为学生，需要掌握的外语就多了。英、法、德、俄、日语，这些主流外语都属于重要的工具语言。”
既然有工具语言了，那就肯定还有其他的语言。
“另一种语言工具可以称作专业语言，例如中亚地区、塔里木盆地周围的一些死文字。过去这些文字解读不了，需要我们的学者去破译，这方面，咱们国内还是远远落后于日本，日本的一些学者，在这方面研究达到了世界水平。咱们国内，连起步都算不上，未来就需要你们去追赶他们的步伐了。除此之外，只要咱们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就必须掌握一些古文字，比如金文、甲骨文。现在又出了许多简牍帛书，文字学、音韵、训诂等，也都属于专业语言。”
“甚至还涉及到一些已经消亡的语言，这个方面，我就不赘述了。”
说到这里，周一良突然说，“语言固然重要，但表达能力也很重要。我念书时，有些老一辈的先生不怎么善于表达。但我们看一看西方，从古希腊时就非常注意修辞，现在西方史学家也非常重视叙事。简单来说，就是论文的叙事方式，如何把史料证据融入文章之中，又如何挑选叙事对象，这些在论文训练之中必须要注意的。”
“不止文字语言，口头语言都同样重要。咱们北大好多老师，为什么有的先生明明学问很大，讲课却不精彩，就因为口头语言不够优美，不够吸引人，这样的先生学生自是不喜欢。你未来要登上讲台，就必须要注重自己的口头表达能力，要能够对别人表达清楚自己所讲述的内容。尤其是在外交场合上就更为重要，我曾经代表学术界出访过多个国家，在这个方面上就更要精准一些，不可含糊。好像有些跑题了。”
说到最后，周一良先生都笑了。
并没有跑题。
好不容易遇到这样的语言大拿，苏亦当然不会错过，“我在这个方面的学习，确实遇到不少的困境，先生在这个方面有什么更好的切入点吗？”
说完，周一良突然说，“想学外语，第一种外语一定要下大苦工，认真学好，别只从专业领域入手，最好从文学进入一个语言。语言的本质是交流的载体，最基本功能是讲话、沟通，所以我的建议从读小说入手。甚至你都可以从电影里面学习外语，是按照情境来学英文，也是个入手的好地方。”
说到这里，周先生特别强调，“特别是西方这种变格变位的语言，没有捷迳，一定要熟，要熟到很自然张口便能说的地步。”
“如果学到一定程度了，就可以找一本相关领域的权威着作进行翻译，也是精进外语能力的好方法。如果你未来有机会的话，可以尝试着给外教做一些课堂口译，有时候口译比笔译还重要。”
生怕苏亦听不懂，周一良解释，“口译的重要性在于，口译过程讲究快速、准确，可以训练并逼使你得完全用外语的方式思考。”
通篇停下来。
好像没学到什么东西，又好像干货满满。
好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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