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咱们国内，提到敦煌学，就不得不提罗振玉，他是敦煌学的奠基人。他于1909年发表《敦煌石室书目及其发现之原始》和《莫高窟石室秘录》，开始了敦煌学的历史。然后30年代后期是敦煌学创建时期。这一时期主要对敦煌文献文物进行整理与考订，后一段主要到英法两京了解流散国外的敦煌卷子情况，抄录拍照、编目序跋，把被掠走的经卷‘接回来’。”
其实，王永兴口中的接回来，还不如说是抄回来的。
为了把这些流失在国外博物馆的经卷抄回来，国内的学者花费了极大的心血。
因此，20世纪的敦煌学，敦煌文学研究是从搜集、着录、整理敦煌文献开始的。
国内搜集到那么多敦煌经卷内容，离不开一代代学者的努力。
这一时期的敦煌文献着录实际上分为五大块，即国内、巴黎、伦敦敦煌文献目录和有关文献散录以及敦煌文学专科目录。敦煌文献的整理和搜集、着录是同步的。
说着，王永兴就开始分享在1949年前，国内众多学者整理搜集敦煌文书的艰难经历。
“1909年6月伯希和拜访端方（两江总督）向他透露了敦煌文书。端方想回购，伯希和却不乐意，伯希和这个人占有欲很强，他获得这些敦煌文书，亲自保管，从不让外人染指，更别说发表了。直到1945年他去世，这些文献资料都鲜少示人。以及他的日记《旅途中的笔记本：1906—1908年》、在他西域探险结束100周年时，才整理出版了《伯希和西域探险日记》。”
“这种情况下，他好不容易购买到敦煌经书怎么能会让人回购，然而，伯希和这个人终究是学者，他好不容易获得这些珍惜文献，他是要向外界公布的。所以，他到北京以后就广邀中国学者参加他展览会。端方就通过董康将消息告诉北京学界罗振玉、王仁俊、蒋黻、董康、曹元忠、叶恭绰等人，让他们前往八宝胡同参观，并拍照、抄录经卷开始了敦煌经卷的研究。甚至伯希和在北京六国饭店举办的展览会上，正式提出影印所携精要之本和已运回法国的卷子要求的便是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
“不过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个人，那就是罗振玉了。在清政府时期，罗振玉、王国维、董康等人为敦煌文献的收集做了不少努力。”
“尤其是罗振玉，在敦煌遗书的收集方面可谓厥功至伟。正是在罗振玉的奔走呼吁下清政府才将敦煌残余经卷运至北京归京师图书馆收藏。罗振玉虽未参加六国饭店的展览会，但正是他请端方敦请伯希和出售随身携带的和已运回的卷子照片，又多次写信向伯希和索要敦煌写卷照片。”
“辛亥革命爆发，罗振玉跟王国维在日本一呆就是8年，这个期间，也整理了不少敦煌遗书在内的出土文献。除了在日本公私收藏者处搜集敦煌文献之外，他还从曾前往欧洲调查敦煌写本的日本学者那里获得不少敦煌文献。1910年罗振玉计划刊行伯希和所得敦煌遗书，委托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去巴黎，张元济又到伦敦和斯坦因商谈影印敦煌遗书但最终没有结果。”
“就算如此，罗振玉依旧在努力搜集，1913年罗又与伯希和、沙畹、斯坦因联系，欲亲往欧洲调查敦煌遗书，在沙畹等学者的努力下，罗王一切就绪，但因战争原因未能成行。王国维在日本充分利用日本学者收集的敦煌文献，校勘了不少文学作品，写了许多研究文章。”
说到这里，王永兴环绕一周，然后望向台下，问，“除了罗王二人，诸位还知道哪些学者也曾经在海外搜集过敦煌文献吗？”
一下子，还真没有人回答。
大家有可能知道，但不好意思站出来，也有可能是真不知道。
所以此刻，大家相互对视，都希望能够从旁边的同学眼中得切确的答案。
奈何，并没有。
这一切都是因为时代的限制，在资讯不发达的情况之下，大家检索资料靠的是去图书馆参阅，如果没有刻意关注这个方面的知识，想要猜都很难猜测。
然后，慢慢的，众人的目光就汇集在苏亦的身上了，因为在场的众人，包括前来蹭课的，除了苏亦之外，就没一个研究生。
而且，他之前还回答了王永兴的提问，这种情况下，大家只能够把期待放在他的身上。
这下，王永兴当然不会忽略掉苏亦，“嗯，苏亦同学，你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
对于这段历史，苏亦并不陌生。
他复试结束，在北大逗留一周，就翻看了不少关于这个方面的书籍。
后世也有不少的学者在整理关于敦煌文书流失史或者说中国文物流失史方面的着作。
甚至，苏亦还写过相关论文。
所以，苏亦站起来之后，几乎就把涉及到的学者点了一遍。
苏亦说，“据我所知，这里面的学者还挺多的，比如，之前王先生提到的董康，他就曾经到欧洲以及日本抄写过不少的敦煌经卷。除此之外，应该还有傅芸子、刘半农、胡适、郑振铎、浦江、张素痴、王重民、向达、姜亮夫、王庆菽诸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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