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此文乃是周先生的博士论文，1945年发表在哈佛燕京学社的刊物《哈佛亚洲学刊》第8卷第34号上(合刊，页241—332)。
它在研究中国汉地密教发展史中确实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即使在今天依然可以说是此一领域之中难以避开的重要拓荒之作。
如果不是对这个细分领域有研究的话，基本上听都没有听说过这个“词汇”。
这论文有多重要，只需要用谷歌学术搜索来核实一下其引用数就一目了然。
而且苏亦不能不承认，在某些领域之中，即使在此文发表数十年之后还有学界中的文章在炒周先生的冷饭，这不仅是在唐代密宗重要人物的考订上，也包括中晚唐制度史中诸多重要问题的阐述。
故而复旦历史系钱文忠教授在九十年代将之迻译为汉语(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初版)，其译文清通可喜，实在是难能可贵，当然这也与周先生原文风格简练流畅有关，故少有复杂的句法与生僻词。
不过并非说此文就容易翻译，因为周文本身利用了大量梵、巴、德、法、日语文献，而且牵涉到很多佛教与中古史学的艰深知识，所以这些对于译者而言就是一个相当严肃的学术挑战，因此能够完成翻译本身就是一项不小的成就。
前世的时候，苏亦曾经读过译本，然后就顺势找了原版的论文。
可以说，周一良是苏亦最为感兴趣的北大历史系教授之一。
甚至，苏亦对于他的兴趣比恭三先生还要大。
当然，也有可能是他个人偏爱佛教考古而非宋史研究的原因。
钱文忠的译本，按照苏亦的能力来说，是没有办法挑错的。
更为难得的是，通过全文的校读明显可能发现越到后面，译者的错误越少。
像前面出现的不少问题，如回译等，到了后面都有了非常精细的处理。像沙畹等大师的很多古着法译，在汉译中都作了精确的定位与回译。
这也反应了一个重要的经验，即翻译本身对于译者也是一个有益的学习过程。
这个世界上从来不存在完美的翻译，只是错多错少而已，所以对于任何真诚的学术翻译我们都应该鼓励。
而且翻译全书并非易事，不过，苏亦在翻看译本的时候，确实遇到不少读着不太通顺或者说存疑的地方。
如果没有译本的话，以苏亦半吊子的英文是很难完全读懂这片论文的。
然而，不管如何，这年头有人愿意去翻译这些偏门的论文已经是很难得了。
所以，也不需要苛求什么。
再说当年苏亦也不是研究这个领域，只不过，这个时候，突然遇到周一良先生，苏亦就觉得不应该错过这个请教的机会了。
不然，天知道要等多久才有这样的机会遇到周先生，并且，还能够跟对方搭上话。
听到苏亦的话，周一良望着他一眼以后，就示意他拿上书本，“咱们出去聊，不要在这里耽搁其他同学借书。”
除了二楼借阅室，周一良望着苏亦，“你就是苏亦同学吧？宿白先生学生？”
“周先生，认识我？”
苏亦惊讶，自己那么出名了吗？
这位连讲台都没有再出现的老人，竟然能够知道自己的名字？
周一良点头，“虽然未曾见过，但你的名字我确实已经多次听说过了，观你年纪，还有你手中的借书证，便可猜测你的身份。从你进入历史系复试的时候，咱们系里面关于你的讨论就不少，同样，前段时间你们王永兴教授去我住处拜访我的时候，曾经谈论过你，还曾经说恭三先生想要收你为徒，却被你拒绝了。”
得，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
这个的小八卦，在北大历史系，似乎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这不，连这位老爷子也知道了。
而且，周一良提到的王永兴，这位也是一个大名人。
王永兴，着名的历史学家，在清华以及西南联大的时候曾经跟随过陈寅恪先生学习，是陈门众多弟子之中，成就比较高的几位之一。
1953年12月1日上午，在陈寅恪的家里，汪篯和自己的老师陈寅恪作了一次长谈。汪篯按照老师的要求，记录下陈寅恪的一篇口述长文。
陈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人格）……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就不是。”
这话是因为陈当初在拒绝郭老以及李仲揆副院长提议其任职中科院历史所第二所长的时候所说的。
尤其是陈先生说他读过《资本论》，关于这事还有一个轶事，就是有人说陈先生不懂马列主义，然后就被噼里啪啦的打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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