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陵故事讲完的一周之后，苏亦离开河宕遗址。
直到他离开，河宕遗址的发掘报告依旧没有整理完毕，但关键的部分，差不多整理完毕。
整个报告，主要分为概述、地层堆积、生活居住遗迹、文化遗物、墓葬、小结与讨论五章，加上附表，附录，总共也就七章。
整个报告框架上，主要是参考苏秉琦先生的《斗鸡台沟东区墓葬》，而非宿白先生的《白沙宋墓》，不是苏亦不想按照自己导师的着作来，而是实际条件不允许。
因为整个河宕遗址更加接近斗鸡台遗址，而非白沙宋墓。
然而，白沙宋墓不是没有借鉴，在撰写墓葬的部分，苏亦或多或少都借鉴了不少，比如分析墓葬形制，葬式跟葬俗都有借鉴。
然而，因为时代的关系，科技水平的进步，在分析河宕遗址墓葬的部分，也要加入自己的特色，比如体质形态与人种鉴定，甚至，还通过头盖骨分析了河宕人拔牙习俗，以及各种墓葬随葬品。
河宕遗址发掘的时候，就曾经发现了发现了77座墓葬和19个男女施行人工拔牙的个体，其中有一部分人骨架保存较好，社科院考古所专家来现场鉴定提供了条件。
鉴定结果表明“河宕人”是环珠江口区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体质形杰具有特征和实施拔牙习俗的典型材料。
最后才是墓葬分类及其年代推断。
在大部分的遗址报告中，墓葬部分都是重之重，这是，前面的发掘报告定下来的基调。
比如新中国第一本田野发掘报告——《辉县发掘报告》，墓葬分析也是重之重。
不过河宕遗址的发掘报告跟辉县发掘报告，肯定是没法比拟的。
先说阵容。
报告编写由梁思永主持，他亲自拟定体例，与夏鼐商量后再交由发掘团成员分头撰写。
在报告编写过程中，采取了导师制的人才培养方式——梁思永指导安志敏，夏鼐指导王仲殊，郭宝钧指导王伯洪，苏秉琦指导石兴邦。
这里面涉及到的每一个人都是中国考古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不说，梁思永、夏鼐、苏秉琦、郭宝均四人，就说安志敏、王伯洪、王仲殊、石兴邦四人，也都是考古界内，各自领域上的大牛。
而，辉县遗址的发掘，主要任务是对团里的四名年轻人安志敏、石兴邦、王伯洪和王仲殊进行田野考古培训。
这是苏亦享受不了的待遇。
河宕遗址的发掘，跟他没啥关系，也不是省博为了培养他而进行的发掘。
不过河宕遗址的发掘报告跟他的关系就挺大了。
可以说，整个发掘报告，都是杨式挺为了培养他的报告撰写而编撰的。
整个过程之中，不仅杨式挺倾囊相授。
期间，还经常跟远在北大的苏秉琦先生通信请教。
河宕遗址，最为关键的两个部分就是第四章的文化遗物以及第五章的墓葬。
前者受到苏秉琦先生不少的指点，后者则受到宿白先生白沙宋墓的诸多影响。
期间，苏亦也尝试着给宿白先生写信求援，没有想到宿先生还真的就给他回信了。
不仅在信件上给他诸多指点，还给了邮寄了不少发掘报告专着。
估计是生怕他远在考古工地查找资料不容易，其中就有梁思永先生编撰的《城子涯》以及《辉县发掘报告》，这两部发掘报告都跟梁思永先生有关，显然，宿白先生也考虑到梁思永先生对他考古学术启蒙的影响。
其中在《城子涯》报告中，还有不少的批注。
这倒是宿白先生一贯的风格，之前在他的《白沙宋墓》里面注释就比正文多。
而宿先生之所以对城子涯批注，主要是报告体例虽由梁思永创制，但参与发掘者甚众，报告内容又杂出众人之手。
其中，就有郭宝均、梁思永、吴金鼎、董作宾等人。
梁思永为了迁就原稿而留有诸多遗憾，所以他后来一直有强烈的愿望要“一气呵成”殷墟西北冈王陵的发掘报告，可惜因战乱和身体原因而再留遗憾。
宿白生怕苏亦不了解这些人的学术思想都一一做了注释。
其实，他对除梁思永先生之外，三个都不算陌生。
郭宝均老先生就不说了。
北大学子对他都不算陌生。
至于董作宾，甲骨四堂，郭董罗王，稍微对甲骨文有点研究的人，都对他不陌生。
没啥好说的。
三人中，唯一陌生的就是吴金鼎。
然而，苏亦对于这位，还真不算太陌生。
因为，前世在云大读研的时候，就曾经读过他的《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这书开创了YN省近代考古学的先河，使大理成为了云南乃至全国进行现代文物考古，田野调查，发掘的重点地区之一。
之所以说这个就是想说明苏亦是认识吴金鼎的。
而之所以说《城子涯》，是因为河宕遗址调查报告是有借鉴里面的报告内容的。
比如，墓葬部分，提到河宕人体质形态与人种鉴定就借鉴了《城子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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