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苏亦的印象，石峡遗址发掘的时间跨度很大。
曲江石峡遗址发掘的全过程，从73年、75-78年和85年的几次发掘，跨度十多年。
这种情况之下，对于发掘资料的整理和编写发掘报告，就带来不小的难度。
一直到14年，石峡遗址的发掘报告才正式出版。
而78年的时候，石峡遗址第二次发掘已经进入了收尾阶段。
杨式挺的工作重心已经不在石峡遗址，而放在了河宕遗址的发掘上。
在苏亦稻作起源论文完稿之后，他到省博实习的第一个田野发掘之旅就正式开始了。
没错，并不是苏亦最为熟悉的石峡遗址，而是位于佛山的河宕遗址。
七十年代的省博，也就是一两百人，主要是讲解员，还有考古队，考古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门，大概也有十几个人，还有一个保管部、修复室。
修复室有一段时间属于保管部管，另一段时间属于技术部管，加上行政科，大概五个部。
嗯，其中，考古队，也就是文物工作队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门了。
而，工作队又分为好几个组。
专业上分为石器时代组、青铜时代、唐宋组和革命文物组。
而杨式挺和之前写过相关碳化稻遗迹的莫稚都是一个组的，莫稚也是省博的老人，也是文物队的老队长，在省内考古系统拥有极大的影响力，不过现在快要退休了。
这样一来，文物队的日常工作都是杨式挺来负责。
而在文物队中，石器时代是大组，除了杨式挺、莫稚外，还有朱非素，主要负责珠江三角洲和韶关地区的考古发掘工作。
而，吴振华老吴则属于唐宋组。
这也是为什么他会参与西沙考古勘探的缘故。
然而，如果有大型的发掘，整个工作队都是要出动的。
几个组参与一个发掘的事情也正常。
比如，当年增城金兰寺遗址的发掘就发现了三叠层。
所谓的三叠层就是，下层是新石器中期的彩陶，中层是新石器晚期的印文陶和墓葬，上层是战国期间的米字纹陶。
三叠层的意义，非比寻常。
比如着名的后岗三叠层，其中就涉及到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还有商文化。
这种三叠层基本上都是很重要的。
金兰寺的三叠层的发现基本上代表了珠江三角洲地区贝丘遗址的考古谱系年代，得到了夏鼐先生的肯定。
这种重要的发掘，多个组参与也是有可能。
当然，有时候，发掘的过程中，遇到这种不同文化层的遗址，也不一定要去找其他组，直接发掘就行。
不要说省博，就连社科院考古所也会有业务范围交叉的情况。
跟当初单枪匹马到省博报道不一样，苏亦下考古工地的时候，并不是一个人，随行的除了苏亦外，还有沈明。
之所以是俩人，主要是杨式挺已经提前出发了。
而，作为苏亦兼职保姆的沈明，必须要等苏亦同时出发。
这也是杨式挺交给他的任务。
不过相比较尽心尽力的陈飞来说，沈明这个保姆就太差劲了。
因为他压根就没有当保姆的觉悟，也从来不把苏亦当未成年人。
嗯，这一次，吴振华并未随行，谁让老吴同志是唐宋组的人，业务不对口。
再说，根据沈明得来的小道消息，老吴同志过段时间应该被抽调到省文物商店去任职。
这个年代，文物是可以售卖的。
77年的时候，国家文物局、政务院批示，各省市要成立文物商店。
广东这边也不例外。
对于这些消息，苏亦多少有些好奇，“沈哥，吴老师这边是怎么回事？”
生活在21世纪的人，听到七八十年代的文物是可以自由售卖，第一个反应就是，觉得不可思议。
然而，这个时代，文物确实是可以售卖的。
“因为国家要开放，就提出了以文物来养文物的政策，当时，文物出口是由外贸单位来负责的，这样一来，问题就出现了。”沈明说。
苏亦问，“啥问题？”
沈明开始卖弄，“因为外贸单位在文物保护方面做得并不好，更加注重盈利而非文物保护，导致了大量国内文物的流失。除此之外，出口文物价格偏低，与进口文物的高价格形成鲜明的对比。比如，国外的油画价格就比我们的国画的价格高出一大堆，这样我们就亏大发了。”
沈明愤愤不平，“所以，这些文物出口权给搞外贸的控制，这完全就是暴殄天物啊。”
不仅如此，他还吐槽，“凭啥老外的油画就比我们国画值钱，这点，苏亦你最有发言权，你来说说。”
因为大家都知道苏亦的老爸就是美院国画系的老师，从这点来说，苏亦确实专业的。
苏亦还能怎么说，“更大的原因还是国画艺术价值没有被发掘起来，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国画流通市场，在这个方面国外就做的挺好，他们有专门的拍卖机构，有画廊，这些我们都没有。再过几年，咱们国家强大起来，全世界都会学中国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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