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好，宿先生读的就是文学院。
所以，宿先生的日文相当好。
这也是为什么宿先生可以在云冈石窟问题上打脸曰本学者的重要原因之一。
要是日文不好，看不懂日文文献，怎么可以他山之石可攻玉。
当时，马世昌就跟苏亦说，“在这以前，我们讲的秦汉考古没有材料，讲来讲去，讲曰本人的，把曰本人的拿来看，不过当初曰本人做的工作，说实在的比起我们现在做的工作要差好些，不如我们现在做的正规。”
说了，宿先生的例子。
马世昌又跟苏亦分享了俞伟朝老师的故事。
因为俞伟朝先生就是考古专业最早的一批学生之一。
当年，他们看的书，大部分没有中文版，只有日文版，因为只有曰本人做过研究。
像《支那古铜精华》大部分的铜器都是曰本人印的，还有曰本有名的梅原末治他写了好几本书，这都是曰本人弄的。
曰本有铜镜断代的书，中国没人研究，曰本人走在了前面。
马世昌说，“俞伟朝老师，当年是北大博物馆专修科的，当时条件不错，还有一个开架的阅览室，日文书全都放那里，所以俞伟朝老师看的特别多。实际上，俞伟朝老师他的学术修养非常好，懂的东西非常多，瓷器、剔红、刺绣这些俞伟朝老师都懂。”
当时，苏亦就问，“俞伟朝老师涉略也太广了吧，连刺绣都懂？”
马世昌笑，“其实，俞老师跟沈从文先生的私交非常好，沈先生不仅是个大作家，也是文物学专家，对刺绣，服饰方面有很深的研究。”
沈从文先生解放后从事中国纺织服饰考古研究工作，这一点，苏亦是知道的。
他当年在美院读书的时候，会看过一些美术史的书，沈从文先生编写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也看过。
基本上后来美院或者服装学院关于服装史的教材都是在沈从文先生的研究基础上拓展的。
然而，他跟俞伟朝老师私交甚好，苏亦还真不知道。
不过想想也正常。
早年，北大专修成立，就曾经聘请了沈从文当老师，当时，对方恰好调任历史博物馆。
一想到日后，俞伟朝老师就任历博馆长，苏亦就释然了。
马世昌跟他举例、宿白先生、俞伟朝老师的实例。
并不是为八卦。
而是想实实在在的告诉他，学习日文是有用的，对学术研究只要好处没有坏处。
日语的作用，也不需要老马同学来强调。
就算不用来看文献，看小电影作用也不小。
所以，苏亦返回广州的时候，行李之中除了《白沙宋墓》这些考古发掘报告之外，还有不少的日语入门专业书。
这样一来，之前借来送许婉韵的三轮单车就再次排上用场了。
不过，这个时候，马世昌也已经返回敦煌，就连钱立群钱教授也已经提前回去。
这种情况下，苏亦能够找的人，也只有本科生了。
这个时候，之前认识的文学院大一新生，王先勇的作用也体现出来了。
都是人家的小师兄了。
使唤起来小学弟，问题不大。
于是，在浩浩荡荡的三十多个小时以后，苏亦跟陈飞开始拎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走出了广州站。
……
……
注：《乐浪》，原田淑人，田沢金吾：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印，1930年。
乐浪郡遗址的发掘成果《乐浪》一书，被称为“学术界之鸿宝”、“考古学上一大着作”、“伟大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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