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别了苏颂，杜中宵缓步走回客栈。到了客栈门口，停下脚步，看了一眼天上的明月，长出了一口气。此次到京城，买到了自己急需的书籍，但跟其他读书人的交流，除了一个苏颂，杜中宵并不满意。不知为什么，杜中宵总感觉跟此时的读书人有一种隔阂，包括欧阳修等人。
这是一个急需变革的年代，此事人人皆知。虽然历史上庆历新政的反对者，被称作保守派，其实他们也不反对变革，只是思想与范仲淹等人不同罢了。
治大国如烹小鲜，在杜中宵看来，要想变革朝政，必须先要有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把握，从而提出有针对『性』的变革方针。可这些日子跟欧阳修等人的接触，给杜中宵的感觉，就是夸夸其谈的太多，真正踏踏实实做的事情太少。一说起政治，便就上自三皇五帝，到历朝政治讲一通，而后我觉得如何如何。现在的社会现实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真问起来，没一个人能够说得明白。
先立一个目标在那里，而后削足适履，这样做事怎么能够没有问题呢？可杜中宵也明白，历史上掌握了话语权的，正是欧阳修等人，跟他们思想不一致，是非常危险的。不是杜中宵不想为这个时代做一点事情，而是现实就是，明哲保身是最好的选择。
改革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改，怎么去改，核心问题是对谁负责。不要笼统地以为官僚就是对皇帝负责的，那样就没有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意识形态之争了。皇帝为天子，大多时候实际代表了政治的整体，自己的角『色』可以从容切换。今天重用改革派，明天就可以重用保守派，皇帝没有负担。
这是杜中宵自己也没有想好的事情，所以一碰到政治问题的讨论，便明智地避开。
自己以后参与政治，必然有一个政治方针，或者说是意识形态，这是避不开的。实用主义者或许能够高官厚禄，但在历史上并不会留下太多的印迹。这个时代最明显，若说对现实政治影响之深，要一直到王安石和司马光那一代人，才会超越这个时代的吕夷简和王曾等人。但要说历史影响，吕夷简是远远比不上范仲淹的，甚至很可能连欧阳修都望尘莫及，虽然吕夷简一直官位高高在上。
要想在历史上进程上打上自己的烙印，选一条路，举一面旗，是不可避免的。这正是让杜中宵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地方。摆在杜中宵面前的有几条路。如欧阳修等人一般，从历史上找榜样，无非还是回复理想的三代之治，提一些理论上绝对正确，但几乎没有可行『性』的改革主张。或者如吕夷简等人一般，在现实政治中长袖善舞，维持局面。最不一样的选择，是按照前世历史教科书上学来的，发展生产力，改革生产关系，从封建主义走向资本主义。甚至直接学习欧洲的经验，君主立宪，议会总统，连政治体制和发展路线都已经安排好了。只不过，在中国的古典时代，这真地行得通？
杜中宵看着天上的明月，苦笑着摇了摇头。实际上，历史和政治教科书说得越明白，就越是说明这条道路是绝对行不通的。后人的总结，很多时候是解释我们为什么落后了，而不是指导怎么不落后。如果真按着教科书上说的，去学习欧洲的经验，前面十之八九是万丈悬崖。不但是自己，就连整个国家和民族大概都是找不到出路的。最终的结局，不过是为其他民族带路，并不会比历史结局更好。
深深叹了口气。杜中宵最少明白这一点，如果连这个道理都想不通，来到这个时代最好不要参与政治，还是安心做个富家翁好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生产关系可不是固定的模板，拿着向现实上一套就万事大吉。扶持资本家，按照三权分治一套，资本主义便蓬勃发展起来了？因为历史回不去了，课本上才会这么讲。真信了这一套的，从历史上的晚清民国，到全世界的大小国家，几乎全是牺牲品。
杜中宵前世，凡是发展成功的国家，大多都有几个共同的特质，但必有某几个方面，与标准模板是有差异的。保持了这种差异，便就继续前行，强行向模板里套，便就土崩瓦解。
无他，教科书上总结出来的模板，是有意识形态和哲学前提的。没有同样的思想基础，便如大象钻针眼，无论如何也过不去的。这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辨证关系，分不清便就削足适履。历史教科书总结出发展模板，本就是在灌输意识形态。欧洲的市民革命从而引起资本主义革命，不会出现在中国，同样，美洲的大种植园主和工业资本斗争，也不会出现在这个时代的中国。历史是文明的记忆，不能洗了重来。
进士是要考的，官是要做的，不然在这个时代不会过得舒服。但做官之后走什么路线，杜中宵一直有些茫然，这是他跟这个时代的读书人若即若离的原因。杜中宵给自己定的人生原则，是踏实看路，谨慎前行，只是这路太难走，让他不时会心生厌倦罢了。自己茫然，与读书人相处，不管谈起对经典的理解还是谈起现实政治，便就说不到一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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